東亞研究所(以下簡稱「東亞所」)於12月01日下午邀請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黃義杰老師進行演講。本場講座吸引了來自本校政治系、民族所的師生蒞臨旁聽,以及金門大學、中山大學的師生前來參與。
黃義杰教授介紹Global IR與Critical IR的觀點,並講述了希望重新理論化非西方的視角,經由「我們到底是用誰的眼睛在理解國際關係?」為問題,點出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當中,為什麼沒有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
黃義杰提到,國際關係這門學科從一開始就是北美的經驗,也是歐洲的發展模型,不論是戰爭、國家發展或者冷戰時期的秩序等。在這個價值觀之下,亞州、非洲、拉美等世界觀通常被當作是個案研究,很少被當作是世界主流語言本身的知識起點。
對此,黃義杰以「IR本身的理論帶有知識殖民性」解釋,如果能夠添加非西方學者的觀點,可以解質IR的本身。這其中代表了三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這些討論的背後是因為所有的西方學科本身帶有西方自由主義的現代性,
IR是在一戰結束後的一連串討論,當時的國際關係學者討論的是戰爭的起源,以及如何避免戰爭。因此,幾個國際關係理論開始萌芽,例如古典現實主義強調人性追求權力的概念;自由主義相信國內民主制度、經濟相互依賴減少戰爭促進和平;結構現實主義對無政府體系的想像,創到合作與穩定。但這些理論都有個共通點,從一戰之後到現在,特定的時間地點與歷史經驗,(都是歐洲經驗),創造普世概念,無政府被當作是自然的狀態、理性的行為者也被做為是一個預設、發展與進步被單一路徑化。這些固化的觀念背後事實上蘊含著西方帝國擴張的邏輯。
黃義杰教授指出,以社會學家在探討國際秩序的課題時,往往陷入帝國主義的思維邏輯,例如在探討非西方國家的殖民歷史,殖民母國與被殖民的國家的守序狀態,被當作是外部環境或者背景因素,缺乏了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並不是現代國家秩序的環節。
因此,要定義知識的殖民性,不只是西方主導,要透過課程設計、知識體系,補充非西方的世界觀。非西方的宇宙觀通常被「區域化」,(非西方被區分到區域論),區域研究變成提供歷史資料;被「文化化」,像是儒家跟原住民的宇宙觀被視作文化,很少被當作是IR必須面對的理論資源;被要求需要被翻譯成主流的語言,在講「天下」的世界觀,需要翻譯成西方人聽得懂的語言,這是因為全球的知識市場上有份量的理論都來自歐洲或者是北美的緣故。
倘若Global IR要挑戰歐美理論的獨佔地位,則非西方理論也需要被納入。黃義杰教授以Amitav Acharya的論點表示區域研究也可以被納入國際關係,避免被既有的知識結構牽著走,因為許多非西方觀點要先面臨到需要能被翻譯到主流國際關係的語言,西方認為天下觀僅僅只是秩序,但如果只能被翻譯成主流概念的話,某種程度上產生了門檻;第二個問題有價值偏好,需要被大幅重構之後才能被接納;Global IR是藉由各種觀點抓一些理論概念重構、被弱化,在西方傳統中可以被承認但要先證明自己可走出本土,符合在全球「旅行」的普遍性標準。
Critical IR指的是國際關係的批判理論,該理論存在了結構性的矛盾,過於依賴歐洲觀念的批判架構。同時,歐洲觀念中的批判理論過度談論他者,而非與他者談話。例如非西方視角之下,原住民社群被納入受害者的角色,並沒有讓南方世界成為理論的觀點。對此,黃義杰老師提到關係本體論的本質,將關係當作是存在的起點,被建構出來的互動場域,而至於說為何要結合Pluriversality但不談關係本體?這是因為如果只談多元世界,容易滑向一種靜態的本質、文化主義,限於單一思維的邏輯框架當中。
對於本場講座的議題,參與的聽眾提出了許多問題,本校政治系的同學提出關於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有先秦儒道家,是關係本體論的範疇,但道家是小國寡民、相安無事,不應該相互戰爭。但儒家與道家已產生不同典範,如果照多元與關係本體論的相結合,套用在中國先秦傳統上是否會有困擾?
黃義杰教授回應中國本身是一個內部多元的世界,儒家跟道家在歷史上有所糾結,在共同發展出來的。這是一種多元的實踐。在內部雖然有很多衝突,可互相共存、合作。
另外,中山大學的碩士同學亦提出疑問,多元的本體論好像是可以切開一個主體,分別組織,會不會也有不同時間點有不同本體論也會改變?或者不同主體也會改變?例如香港1997年前後的主體性也有改變。
黃義杰教授表示,關於這樣的描述沒有把關係論納入,才會產生疆界。不同的宇宙觀正在透過關係嘗試改變,可以把時間性帶入。從歷史脈絡上可以影響其他人也可以改變自己,以香港來說在1997年之前是英國殖民地,在1997年之後是中國,在跟英國殖民之間仍舊存在關係性,但當中國政府加進來之後也產生了連結,香港對兩者之間都有再轉化與連結。
本場講座討論熱烈,參與的聽眾對於多元主義與關係性的知識架構抱持濃厚興趣,未來東亞所會辦理更多類似講座活動,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